中国婚礼发展史
婚礼，在中国原为“昏礼”，是汉人一生礼仪——冠婚丧祭——中的一种，是属于汉传统文化精粹之一，婚聘之礼甚至可以追溯到甲骨文。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一套完整的“婚聘六礼”，婚礼是嘉礼的一种，载于儒教圣经《仪礼·士昏礼》《礼记·昏义》中，并且在《开皇律》《唐律》《宋刑统》《大明律》等历朝法典中得到推广，还通过吉凶宾军嘉五礼的传播影响了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。
儒教婚礼仪式贯彻神道设教、天人合一的理念，对于婚姻、家庭的稳定、孝敬父母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正如《礼记》对贵族婚礼所做的规范化的表述： "昏礼者,将合二姓之好,上以事宗庙,而下以继后世也,故君子重之。”。
《周易.序卦传》：“有男女然後有夫妇,有夫妇然後有父子。”所谓神道设教，是指在时间、服饰、仪式上都要象天法地。儒教婚礼中，祖先崇拜和巫术观念并存，巩固男女性别角色及其社会责任。
同姓不婚
即同一姓之男女不相嫁娶，始于西周初期，是周民族实行族外婚时遗留下的规定。春秋时期，人们同姓婚会造成后代畸形及不育已有进一步认识，但同姓婚配仍在贵族中时有发生。战国后，以氏为姓，汉代以后，姓氏不分，因而同姓不婚多有不禁。至唐代，对同姓婚又循古制，予以禁止。宋朝、元朝一宗唐律，同姓为婚乾杖而离之。明、清时地域更大，人口众多，早成为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，取代了原先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。故《明律例》与《清律例》均分同姓、同宗为二，中表面规定两者皆禁止通婚，实际同姓而不同宗也可以结婚。清末册律，将同姓不婚与亲属不婚合并，只禁止同宗结婚。
婚聘六礼
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从伏羲氏制嫁娶、女娲立媒约开始。《通鉴外纪》载：“上古男女无别，太昊始设嫁娶，以俪皮为礼。”从此，俪皮（成双的鹿皮）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。之后，除了“俪皮之礼”之外，还得“必告父母”；到了夏商，又出现了“亲迎于庭”“亲迎于堂”的仪节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，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，《仪礼》中有详细规制，整套仪式合为“六礼”，与三书（即聘书、礼书和迎亲书）一起被合称为“三书六礼”。六礼婚制作从此为华夏传统婚礼的模板流传至今，后世历朝历代的婚制都多数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来。
六礼指的是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纳采就是求婚，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（同姓不婚之故），纳吉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适，纳征为交纳彩礼，请期为确定迎亲日期，亲迎为迎接新娘。周礼也规定女方到男方家居住。
南北朝以前的婚礼，男女双方都不贺。仅仅是“布幔为屋，在门内外，谓之青庐，与此交拜”。黄昏中，新郎身穿爵弁服，随从一律着黑，迎亲的马车也漆成黑色。无鼓乐，无亲友祝贺。
汉宣帝曾下诏，宣布了嫁娶举乐的合法性。
黄昏迎嫁
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，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，故而得名。因为阴阳五行、神道设教的观念里，女子属阴，黄昏是“阳往而阴来”，婚礼的一切都合着迎阴气入家的含义。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，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。
婚服婚礼服在婚礼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。唐宋制度，男方四品以上以冕服婚，九品以上以爵弁服婚，庶人以绛公服婚。女方则以礼衣或连裳嫁。
北朝隋唐以降的婚礼
唐人承袭古人婚礼传统,在晚上举行婚礼。另一方面，北朝游牧胡俗仍然残留，比如催妇上车、新妇乘马鞍、戏新婿、婚礼用乐等。
隋唐时代的婚礼开始彩灯高挂，喜气洋洋。
南宋、明朝的婚服形成了凤冠霞披。
由于满清入关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，同时也接受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“十不从”建议，其中一条是“仕宦从而婚姻不从”，即婚俗沿袭汉族传统。所以清代的汉族婚礼服制仍和明代相同。
现代中国婚礼
新文化运动、辛亥革命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清末民初汉族婚礼，中国的婚礼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，传统婚礼的元素日渐消失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婚礼从形式到内容明显的接受了西式风俗。一般采取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。新娘一般身穿旗袍或长裙。新郎服有西服、有便服、有满清马褂。民国初期，因为国内没有制作婚纱的厂家，有些政府大吏或大商人、大资本家为了赶时髦，托人重金从国外够得婚纱备其子女婚礼。这种风潮源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基督教婚礼，蒋介石着黑燕尾服，白色衬衣，条纹西裤，银色领带，雪白手套；宋美龄穿白色婚纱，拖着银线绣花的白色长沙，令国内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。此后，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了。而此前，只有思想进步且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家庭行西式婚礼时才着婚纱。
1935年后，民国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，集团婚礼成为时尚，又让婚纱进一步深入人心。1935年上海社会局策划组织的集团婚礼中新郎穿黑马褂和蓝袍，胸前戴花。新娘穿粉色软缎旗袍，头披白色婚纱。后来的集团婚礼进一步西化，新郎西装革履，新娘白裙白纱。民国元年通过的民国服饰制度也是以西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，中式礼服则为满清马褂。
现代中国的婚礼结合了中国传统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元素。公 民结婚仪式实际上只是到地方政府进行结婚登记，并没有太多的程序，然而喜酒就会举办得非常盛大。现代中国婚礼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会拍摄婚纱照。
台湾
陈郑联姻（陈男25岁；郑女17岁），新娘坐的轿子，后面跟着25个苦力，沿路燃放鞭炮，马偕则为证婚人。
1895年台湾进入日本统治时代，日本殖民政府为推动现代化，将西式婚礼冠上“文明婚礼”，藉以改变民众所熟知的传统迎亲嫁娶习俗。
依据1915年1月1日《台湾日日新报》的报道，台北的廖坎与陈阿娟结婚除去旧礼，共乘自动车（轿车），由于1912年才有第一部汽车进口台湾，廖坎夫妇是目前资料中，最早做轿车的新人。同一天，翁俊明医师的婚礼在台南举行，司仪则是连雅堂。自此，台湾政商界望族的结婚多依此方式。而一般婚宴则随婚礼结束豋场，民众多以“办桌”或到大酒楼餐厅举行喜宴，台北市著名的餐厅有“江山楼”（今延平北路二段，吴江山创办）、“蓬莱阁”（圆环边，陈水田创办），医师杜聪明即选在江山楼宴客，据统计蓬莱阁光在1935年就有超过250对新人预定喜宴。而西式餐宴则选择在铁路旅馆（今新光摩天大楼，可容纳150人，全台唯一洋式饭店）举行。
八十年代
结婚不很奢华，但一般得有“三大件”或者“三转一响”，才算具备了结婚的基础。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为三转，录音机，为一响。并非有了这三样才能结婚，但结婚有这三样，可称得上最体面的婚礼。那个年代，买到这些东西不容易，除经济原因外，往往需要通过关系才能备齐。八十年代末，三转一响也不好使了，逐渐被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冰箱所替代。
原汁原味的传统婚礼虽未出现，但传统婚礼的因子顽强地“死灰复燃”，更多地体现出土洋合壁，今古融合，地方自创的特色。订婚、迎亲、哭嫁、拜堂、揭盖头……已不少见；西装、旗袍、婚纱比比皆是。
可能送钱更加省事，结婚贺礼逐渐从脸盆、床单、被褥变成了票子，贺婚的票子五毛、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……不断水涨船高，每涨一次，人们的血压就会升高一截。对于那些不再有至亲结婚的人来说，每月接到几个“结婚请柬”，恐怕是最痛苦的一件事。摸摸干瘪钱袋，心里骂几句娘，走，吃酒席去。靠工资吃饭的家庭，这个月又得勒紧肚皮了！
九十年代
票子＋车子＋房子结婚变成一件能赚票子的事儿，它就有了商机，可以变成一个产业。结婚能赚钱，帮你搞婚庆能否也分一杯羹，可以！1990年，首个婚庆公司——“紫房子”在北京正式营业。最初，它还是国营的婚庆公司，但却不是新生事物，只不过重操旧业。民国年间，紫房子就为很多政要名人操办过婚礼，五十年代被公司合营，随着这个行当一起退出历史舞台。
从此之后，婚庆公司像雨后春笋般诞生。中国人婚礼的排场越来壮观，自行车队、摩托车队迎亲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，豪华轿车排成长龙迎娶新娘也不算稀罕。亲朋友好友中酒量大、能言善辩、幽默风趣的人，常被选为婚礼总管；这个时代，他们因为“不专业”，被更加高水平的专职司仪所替代。
礼金继续疯涨的同时，酒席就像不搞“计划生育”的磨菇群般疯狂繁殖，几百桌、甚至数千桌的婚宴只是“毛毛雨”。反正酒席越多，票子越多，吃完了再付饭钱。人们似乎“人情味”更“浓郁”了，曾经一面之缘，居然也接到请柬。大款老板在择偶中成为强势群体，世纪之交，没有“票子＋车子＋房子”，最好莫考虑一场“体面”的婚礼。
二十一世纪
婚俗还在继续“解放”中改革开放三十年，中国人总体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乏，在较富足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，也该结婚了。对于这个群体，婚姻虽然离不开物质基础，似乎个性更加张扬，思想比较开放，“感觉”有逐渐战胜物质的趋势。
如今个性化时代，政治因素在婚姻中已降到忽略不计的程度，金钱和排场也可能变得不是首要追求，简约浪漫更大家青睐。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，姐弟恋、“翁杨恋”早就提不起人们的好奇心。个性化恋情，个性化婚礼已得到充分的尊重理解。很难说，什么人适合当配偶，什么婚礼最受欢迎，一切皆凭自己的味口。
海底婚礼正方兴未艾，“草地婚礼、沙滩婚礼、烛光婚礼、水上婚礼、鲜花婚礼”开始萌芽，目前虽未成为主流，但婚庆公司看准了这个市场，为迎合城市白领的口味，为他们量身打造各类个性化婚礼。
如果法律许可，思想开放的新人类不乏有敢偿试“裸体婚礼”的先驱，实质上这些婚礼在港澳台地区，早已稀松平常。这方面，个性化婚纱照先走一步，总是西装白纱，多么老土，像亚当夏娃一样，拍组裸体婚纱照已有很多新人尝试。
结语
从政府到民众，对婚姻中“人性人情”的考虑，逐渐达成共识。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：广东南海市2001年成功举办首届海底集体婚礼，随后各地涌现出一对又一对首例海底新人；2003年，新《婚姻登记条例》实行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和街道证明，婚检从强制要求，变为自愿行为。
我们的婚俗观经历了革命训练、个性启蒙、价值回归的艰辛旅程，现在正朝着多元化、人性化方向迈进。想必，80后以及90后，也必将成为中国婚俗继续“解放”的主力。
在最近几年的某些国家中已经开始有同性恋婚礼。